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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的楚辞汉赋，就是说辞的主体是诗歌，而赋的主体是散文。

主体的不同也带来表现内容的不同。辞以抒情为主，而赋则以叙事为主。

辞与赋，作为两种文学体裁，都是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最先出现的。辞，即楚辞，汉代人用以称呼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创作。①赋，作为文体，初步形成于战国，而大盛于汉代，故有汉赋的专称。而战国时代与赋有关系的两个作家，也是楚国人，一个是荀子，②一个是宋玉。到了汉代，许多作家，兼擅二体，因而出现了“辞赋”并称的情况，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景帝不好辞赋”，《史记》亦有个别情况以赋称辞的，如《屈贾列传》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但总的说来，西汉虽“辞赋”并称，但二者的区分是清楚的，辞是指楚辞，赋是指赋体作品。刘向在编辑《楚辞》时，标准也是分明的，除收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外，宋玉只收《九辨》和《招魂》，而汉代人的作品，收的都是模拟楚辞的，如贾谊，不收《吊屈原赋》、《鹏鸟赋》，而收《惜誓》。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多次以赋称辞，并在《汉书·艺文志》中，把辞与赋混编在一起，统称为赋。他把先秦至西汉的辞赋分成四类，即所谓屈赋之属、陆赋之属、荀赋之属和杂赋。为什么这样分类，班固没有说明，前人对此有过一些推论，如刘师培在《汉书艺文志书后》中提出：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讨论。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余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征材，旨诡而词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类之大略也。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日“屈原赋”，二日“陆贾赋”，三日“孙卿赋”，四日“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扬雄赋本拟相如，与屈原同次，班生以扬雄赋隶陆贾下，盖误也。）刘、章二氏所论，着重阐述各类赋代表作家的基本风格，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似乎不能包括各类赋的全部，特别是把司马相如、扬雄分属两类，以现存的赋作来看，是不妥当的。章太炎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所论之末，指出这是班固的一个失误。我以为班固的失误在于把辞与赋这两种不同的文体混为一谈，不从文体的主要特点去把握，而仅就某些表象加以归类，势必造成混乱。从此以后，以赋称辞的有之，以辞称赋的亦有之，辞赋不分，辞赋混称。这种情况，对于研究文学源流、发展是不利的。从文体上说，楚辞是诗，以抒情为主；赋，虽间有韵语，但就总体来说是散文，其最初当以叙事状物为主。文体的不同，与其各自来源有密切关系。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是在民间孕育、发展，而后在文人作家手中成熟，使其体制、表现手法臻于完善的。早期的诗，与民歌、音乐关系密切，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各篇就是周民族在各种场合配合音乐歌唱的乐章，其间原始的诗、歌、舞浑然一体的形态还有明显的迹痕。楚辞是在楚民族文化中形成的，与楚国人民特有的风习有着密切关系。屈原的《离骚》、《九章》是否可能合乐歌唱，前人已不能指出，但它们的“乱曰”、“少歌曰”、“倡曰”，可以证明它们的原型是具有合乐性质的。屈原的《九歌》则是在民间宗教歌舞基础上创作的祭祀乐章。楚辞来源于楚国民歌，许多楚辞研究者已多有论述，我这里就不多说了。赋与辞不同，它“不歌而诵”，不是由民歌发展变化而来的。它在民间的原始状态，现在没有直接材料可以证明，但我们可以从荀子的《赋篇》看出一些痕迹来。荀子作为战国时代的一位大思想家，许多研究者都指出，他重视通俗文学的功能，善于吸收民间文艺形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荀子》一书中的《成相》，就是作者采用当时流行在民间的劳动号子一类讴谣体而写成的。③而《赋篇》所要表现的是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是采用当时流行的“隐语”的手法写成的。隐语或称“庾辞”，是古代人对谜语的称呼。从文献材料看，在春秋、战国时期，隐语在诸侯各国宫廷中很流行，不少国君贵族都十分喜欢它，成为宫廷中娱乐的一种方式。隐语还和“歌诗”、“赋诗”一样，也用于外交场合，成为表达政治意图的一种手段。④值得注意的是从《史记》等记载来看，先秦至汉说隐语者，多为宫廷中的倡优，他们的地位很低，如《史记·滑稽列传》所记淳于髡，赘婿出身，其名曰髡，也许是受过刑罚的奴隶。这似乎可以说明隐语从民间流入宫廷的渠道。隐语（即谜语）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借助于隐喻和暗示的手段表现劳动人民对周围事物特征的认识，作为开发智力、测验智能的方法而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它委婉曲折，亦庄亦谐，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雅俗共赏，对人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它能进入宫廷，这一点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在制作隐语时，也将自己的是非观念、爱憎感情融入其中，“寓教于乐”，通过巧妙的寓意和影射，起着一定的讽谕、劝戒和教育作用，这与诗歌、散文那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荀子写《赋篇》正是看到了隐语的这些特点，才采用了这种形式。我们虽然不能由此得出赋来源于隐语的结论，但它们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承接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荀子的《赋篇》与后来的赋，在体制上有着许多不同，但正如刘勰所说：“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在这两点上，它奠定了赋的基本形体，为后来赋家所继承，发展。不仅如此，就是汉赋那种于篇末委婉致讽的作法，也是由荀子《赋篇》发展而来的，不过走了极端，以至造成“劝百讽一”、“欲讽反谀”的反效果。隐语以及后来的谜语，主要是描叙性的文字，大多是短小精悍的韵语，不过，这些韵语，只是为了便于记诵而已，与诗歌的为了歌唱不同。荀子的《赋篇》以描述为主，行文亦多韵语，是从隐语中转化而来的，但在《赋篇》的末尾附“佹诗”一首，“小歌”一首，表明它们与前面的文字不同，是诗和歌，可以歌唱，这从另一方面证明《赋篇》的主体是“不歌而诵”的。辞与赋在文体上的不同，在宋玉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区分。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论述赋的起源时，在先秦时代，他提及了屈原、荀子和宋玉。以严格的文体要求，我以为屈原有辞无赋，荀子有赋无辞，而宋玉则是二体兼长的作家。据《汉书·艺文志》，宋玉有作品十六篇，其中《九辩》一篇，是楚辞体的作品，而其余传为他的作品，都是赋。⑤《史记·屈贾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从司马迁这一记叙，我们可以知道，尽管宋玉热爱屈原，但他并不是以其楚辞的创作而为当世所称道，而是以赋的创作知名于世的。他的作品与屈原所不同的，在司马迁看来是“莫敢直谏”，即不能如屈原在其创作中那样以强烈的爱憎感情，直率大胆地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以及对昏君佞臣的谴责和抨击。与“直谏”一词相对应的，还有“谲谏”一词，出自《毛诗·关雎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所谓“谲谏”，是指劝谏时，不直言其过失，隐约其词，使之自悟。宋玉的赋，虽然不是如荀子《赋篇》那样采用“隐语”的表现方式，但他在赋中使用各种比喻来描摹事物的特征，其手法与《赋篇》不无相似之处。作者讽谏的用意是有的，但表现得十分委婉含蓄，意在言外，这可以说是荀子《赋篇》进一步的发展，与汉赋已经很接近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联系有关宋玉的其他记载，如《韩诗外传》、《新序》等，可以知道宋玉出身寒微，虽为文士，而在楚国宫廷中的地位实际与倡优相似，常在国君左右，侍从游宴，调笑献媚，以求得国君的恩宠。文士的这种境遇，在西汉前期仍然如此，东方朔的言行，实可入《滑稽列传》；而枚皋有“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的感叹；司马迁也认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文士的这种境遇，使我们了解宋玉不可能写出象屈原的《离骚》、《九章》那样有强烈个性的抒情诗篇，而只能采用赋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在铺张扬厉的描述中，在似赞如颂的美辞中，极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认识。我们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辞与赋的区别，而且也进一步看到赋与隐语的关系。司马迁所说的“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不仅是对滑稽家的赞扬，也说出了先秦至汉代赋家写赋的苦心。我们过去着眼于宋玉作为屈原的后继者，把屈宋并称，代表着楚辞的繁荣时代。那么，我们现在着眼于赋的形成和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荀子、宋玉及一些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尝试用赋这种文体进行写作，并使之逐渐趋于完善，因此我们也可以准于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两次把荀子、宋玉并提的论述，把荀宋并称，从而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与楚辞繁荣相重叠的另一个时代，那就是赋的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荀宋是赋这一文体的开拓者。汉代是赋的成熟和全面繁荣的时代，赋成为两汉文坛的主要文学形式，故有汉赋的专称。汉赋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着变化和发展，不同的作家，也因为时代、经历和思想的不同，他们的赋作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色调，一个作家也因为创作动因不同，也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汉代赋家中也有的写有楚辞作品，所以汉代辞赋连称，有些作家被称作辞赋家。也正因为这样，在后世的研究者中才产生了辞赋不分，辞赋混称的情况。作为汉赋的主体是汉大赋，即那些游猎、宫苑、京都赋。这类赋在篇章结构上多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抒情成分少，而以夸张的语言着重于铺叙和描写，行文中往往是韵散间出，或夹有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这类赋是沿着荀宋赋的路线演化变化而来，因适应汉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得到充分的发展。枚乘的《七发》已初步具备这类赋的体制，而到了司马相如手中达到了完善的境界，从此汉大赋一直以司马相如的赋为模式而持续到东汉末年。这类赋与楚辞作品区分明显，不存在辞赋混称的情况。辞赋混称主要发生在后来人们对汉初兴起的述志抒情赋与汉代作家所写的楚辞作品的区分上。汉初文坛承楚辞创作的余绪，许多作家辞赋兼作，他们吸取了楚辞的创作精神，以楚辞的语言形式来写赋，用以抒发自己的情志，例如汉初著名作家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武帝以后，汉大赋虽然成为汉赋的主体，但许多赋家在写大赋的同时，也写有述志抒情的赋，如司马相加的《长门赋》、《哀秦二世赋》。这类赋与“写物图貌”的大赋不同，所以有人称之为“骚体赋”，有人也把它们归为楚辞一类。而对这些作家的楚辞作品，如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也有人称之为“骚体赋”。汉代作家的这两类作品，在精神上、形式上有相通之处，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先从什么是楚辞说起，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王逸认为楚辞除屈原所作外，还包括宋玉及汉人所作，但屈原和汉代作家的作品有所不同，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翼骚序》中说：自汉以后，文师词宗，慕其轨躅，摛华竞秀，而识其体要亦寡。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旨矣。据此，所谓楚辞，主要是指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作品，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楚辞的内涵和外延和屈原的作品几乎是相同的。宋玉虽是楚国人，但他的《九辩》，虽有自己志不得申的苦闷在，但正如王逸所说，他是闵惜屈原，以屈原的口吻，来叙说屈原的志向和遭遇。这是楚辞的一个变化，汉代作家所写的楚辞作品，都照宋玉的办法，不仅采用楚辞的形式，也模仿屈原的语气，代屈原去抒发那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情绪。虽然“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但由于时代、文化的变迁，个人的遭际不同，正如朱熹所说：“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楚辞辨证》）汉代作家的这类作品成就是不高的。而汉代作家写的骚体赋则不同，他们以赋名篇，表明他们认识到自己写作这类文体，与楚辞不同，并在写法上完全摆脱了代屈原立言的模式，而是以诗人自己的身分去抒发个人的感受。以贾谊为例，他的《惜誓》，是模拟屈原的作品，从这里看到汉代作家所作楚辞的特征。而他的《吊屈原赋》则完全以诗人自己的身分表达了对屈原的仰慕和同情，并于其中寄托了个人身世的感慨，感情是深切的。他的《鹏鸟赋》，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借物抒情，与楚辞的区别更加明显。武帝以后，骚体赋从未间断，虽然在形制和表现手法上有着不少变化和发展，但究其源流，贾谊的赋，无疑是汉代述志抒情的先声。①“楚辞”名称，不见于先秦文献，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②荀子，本赵国人，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后来楚，任兰陵令，著书终老于楚。③俞樾说：“此相字即‘舂不相’之相。《礼记·曲礼篇》：‘邻有丧，舂不相。’郑玄曰‘相谓送杵声’。盖古人于劳役之事，必为歌讴以相劝勉，盖举大木者呼邪许之比，其乐曲即谓之相。”（《诸子平议》）④《国语．晋语》五：“有秦客庾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韦昭注：庾，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⑤现传为宋玉所作赋，《文选》录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古文苑》录有《讽赋》、《笛赋》、《钓赋》、《大言赋》、《小言赋》。以上各篇的真伪一直有争论，但《文选》所录各篇大体上还是可信的，至少非汉以后人所伪托。宋玉的楚辞作品，除《九辩》外，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招魂》亦宋玉作，建国以后，大多数学者皆认为是屈原所作。本文暂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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